60年代日本设法扩大对美出口美国却采取限制措施

通过在同日本的联系中有其利害关系的商人和院外运动员对美国立法机关施加压力

同时,日本人对于自己的对手和伙伴,也不放弃公开的讹诈。为了抗议贸易中的限制政策,日本垄断集团及其宣传机构,以引起反美情绪及恶化整个日美关系为借口来威吓美国。同时强调指出,如果继绫歧视下去,日本将立即采取报复措施:转向其他国家购买棉花、煤、大豆、小麦、面粉和谷物饲料。而且,双方都知道,日本人转向其他国家购买,比美国在目前条件下为农产品寻找广阔而稳定的市场,更为容易。

日本垄断组织的报刊埋怨美国设置“稠密的”障碍,认为这会导致日本停止多种商品的出口。日本人有时就在这片埋怨声中执行进攻美国市场的坚定政策。这些埋怨在多大的程度上是正确的?日本出口商为争夺美国市场,反对构筑在他们周围的限制性障碍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怎样?公正的统计资料回答了这些问题。情况是:最重要的和最大的项目出口的绝对量的增长,超过了小项目的下降;

总的说来,受到限制性措施的影响的那些日本商品出口的绝对量是增加了。毫无疑问,限制性的措施发生了作用,使一系列商品出口的增长速度放慢。然而,如果把限制性的措施看作是使出口速度减低、出口绝对量下降的唯一原因,那是不正确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消费需求性质的改变,对某些商品出口增长速度的减低、出口量的下降,都起了不小的作用。说日本人受到特别的损失,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日本某些商品出口量的减少是由于诸如香港、台湾、南朝鲜这些地区出口量的增长,而这些地区大都设有同类商品的日本公司。

总之,分析一下六十年代日本对美出口的变化,就可看出,尽管美国人利用各种斗争手段进行顽强的,日本人还是不仅能大大地提高对美出口总量,而且也能扩大由美国人设置重重障得的多种商品的出口。对日本人来说,美国市场的情况并不像日本垄断组织的报刊有时所描写的那样“令人沮丧”。甚至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日本的宣传故意夸大困难,“虚构”情况,为的是更利于改变美国的社会舆论

日美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斗争所达到的激烈程度,各种因素对这个斗争的影响,两国国内各垄断集团利益的冲突,日美之间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相互联系,这一切在考察纺织品贸易时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可以说,这个领域乃是整个日美相互关系体系的“神经痛区”之一。

不言而喻,两国政府出于各自的军事、政治目的,都想消除因纺织品贸易而引起的分岐。但是由于国内的压力,这一点远非始终都能成功。虽然与纺织工业有关的势力不是受主要的垄断集团控制,但这种势力毕竟是相当大的。纺织垄断组织依靠的是广大的中小企业主和工会,这使它们能够利用有广泛影响的手段,动员社会舆论和不少的居民阶层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对政府施加压力。

下述事实可说明纺织工业对于美国保障就业的意义:六十年代末,美国纺织工业就业人数占整个加工工业就业人数的12%,日本——15%。如果双方都加上间接从事纺织工业或为有关部门服务的人数,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纺织工业给广大的居民阶层以生存的手段,它的状况就不能不对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发生影响。何况,对日本来说,纺织工业的意义还不仅仅决定于它在居民就业问题上的作用和在经济中的比重。

作为最大的出口部门,纺织工业促进日本的扩大再生产,并起着独特的中介作用。纺织品出口所得到的资金,被用来保证为其他重要部门所必需的原料和设备的进口。这些重要部门是改建整个国民经济所必需的。这些就是美国纺织品市场对日本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原因,以及两国纺织垄断组织之间矛盾的深厚基础。由此就容易理解日本在争夺美国纺织市场的斗争中的那种坚定性和顽强性,由此也容易理解与纺织工业有关的美国工商界和工会组织

战后,美国保护主义者强烈反对政府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斗争,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同美国纺织界日本纺织品打进美国市场这个斗争的高潮是一致的。第一个时期是五十年代中期,第二个时期是六十年代前半期,即准备并批准1962年贸易发展法案以及“肯尼迪回合”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六十年代后半期及七十年代初,当时“肯尼迪回合”已经生效。

与纺织业有关的各界的反对,使整个贸易自由化政策受到深刻的影响。美日贸易关系中困难的基础在于美国纺织品与日本相比,更少竞争能力。美国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危机,还由于以人造原料或合成原料所生产的纺织品的增长而加深。

促使美国纺织品制造商一贯而顽强地设法限制日本纺织品输入美国市场的原因就在这里。美国制造商在组织旨在减少美国消费者购买从日本进口的商品的反日运动,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施加影响的同时,坚持要求实施附加关税并直接从数量上限制日本纺织品的输入。在与纺织工业有关的各界的压力下,不止一次地企图对日本纺织品的进口实施“均衡税”。日本工商界和政界对可能提高的关税的反应是神经质的。

官方的抗议跟着出现;报刊则明确提出,如果实施“均衡税”,就拒绝购买美国的棉花。同样,美国的政界领袖也担心在日本引起新的反美浪潮。这一切使关税委员会始终没有建议总统对日本棉织品的进口实施“均衡税”。然而,这个广泛而公开的日本纺织品的运动,引起了日本统治集团和工商界的警惕,并促使他们实施“自动限额”的办法。

1957年,日本和美国最终达成关于限额的协议。这是美国纺织企业家的显著成就。限额开始制止了涌向美国市场的日本纺织品洪流。日本公司最初也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满意,因为“自动限额”使美国人不可能规定更低的纺织品输入定额。日本其他商品的出口商更是心满意足,因为纺织品的限额不仅不损害他们的利益,而且实质上是允许其他商品通行无阻地输入美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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